古典社会学的巨擘

 公司新闻     |      2020-07-18 13:00

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都是影响非常大的思想家,他们在社会学领域中有着极高的地位。马克思与韦伯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家理念,马克思坚持从内部认知国家,国家是阶级关系的反映;而韦伯则认为国家具有自主性,是垄断使用暴力的实体。通过理解这两种国家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上帝国的兴衰。

有关国家能力的研究和争论主要出自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与辩论。二战结束之后,东亚经济的快速崛起尤其是日本及四小龙的发展吸引了理论家的关注,他们将东亚的发展归结为强政府,认为政府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发挥了策划、调控与协调的作用。这种观点不痴迷于市场经济,也不故意抹黑苏联式社会主义,既反对社会的腐化,也反对官僚制的僵化,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国家能力则是国家与社会、国家干预与市场秩序之间的中间力量。

有学者提出了强国家与弱国家的区分,并且认为国家能力可以从行政管理进程、主权的制度化水平、部分自主性、法律的强制力、社会目标的设置与实现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一个国家除非长久地握有政治实权,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将自己的规范与合法性内化于国家之中,进而通过明确的制度将各种利益予以表达和制度化,否则,国家的建设将难以推进。还有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政治参与模式都是细枝末节,对于国家而言,最要害的莫过于能否将某项决定通过国家机器贯彻执行。这种观点并不关心国家是通过民主手段还是专制手段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因此,长期受到学界的垢病。

马克思与韦伯是奠定古典社会学的巨擘,他们开创了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韦伯以理性化作为其理论的根基,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是一个“祛魅”(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的过程,当巫术、宗教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之后,统治面临合法化的考验。因此如何构建起合法性的统治成为现代政治面临的重大问题。马克斯·韦伯将国家界定为,“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团体,国家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

韦伯对国家的定义被众多的学者所接受,无论政治学还是国际政治学都以此为圭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理论探讨。建构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认为,“韦伯国家观最适合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归结起来,韦伯的国家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国家处于社会之外,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组织形态;第二,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第三,国家具有明确的边界;第四,国家通过一定的机构实现自己的意志,尤其是官僚制。”

承认国家的自主性是韦伯的一大特色,将国家视为一种独立自治的政治组织是韦伯主义者共同接受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对国家的理论分析。但是他们对国家的自主性的程度却有不同的见解,根据自主性强弱程度不同将各种观点置于一个光谱之上,光谱的左端是极端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右端则强调国家自主性的流动性、相对性,居中者则是温和派。有学者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的程度,国家能力是指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这种观点将国家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虽然具有简约的便利,因为将国家界定为一个行为体,对于将注意力集中于组成国家的结构大有好处。这种观点却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历史的困境切断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逻辑上的困境,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往下推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独裁国家具有最高的自主性,那么也具有最强大的国家能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个人独裁体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但是却也蚕食了国家能力,因为行政管理机构不得不服从“由于独裁者内在的不稳定而朝令夕改的要求”。由于缺乏合法性,独裁者倾向于建立彼此相互竞争的行政管理机构,根据忠诚而非能力授予职位,将政府行政管理当作个人报酬而非公共服务的基础。与极端派相比,居中的温和派的观点更值得关注,他们在承认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关注国家自主性的局限性。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分离的,但是国家既在社会之外又在社会之内,国家的自主性指的就是国家机器所拥有的权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组成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

与前两者相比,光谱右端的观点则更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国家的自主性具有局限性、临时性的特征,国家自主性不是任意政府体系中的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性特征,它可以获得也可能会丧失。国家自主性是一个变量而非一个恒量,在面对内外挑战,尤其是外部战争的压力时,统治精英或者行政官僚能够借助危机摆脱民众或者利益团体的压力而实行独立的政策。三种观点可以简单地予以概括为:国家在社会之上;国家既在社会之上,又在社会之中;国家在社会之中,又在社会之外。从国家能力角度而言,自主性是获取和提升国家能力的前提条件,没有自主性,国家没有主体,何谈国家能力?但是自主性只是国家能力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国家能力受制于国家的自主性,是社会控制技术和精英支撑结构的结果。

韦伯对暴力的强调成为其区别于马克思的一大特征,欧洲国家源于血与火的征战之中,因此暴力与战争也是现代国家难以逃避的底色。暴力、权力与能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韦伯主义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必须有一种手段,能把民族中进行统治的那部分人和被统治的那部分人相互结合在一起,能保障前者拥有后者托付给他们的权力,保障后者享受还留给自己的自由。有效的统治必须包括三种因素:受奴役的臣民,权力统一体与合法性,权力的统一体是实现统治的基本条件,而权力统一体采用君主或是国家形式的形象,这无关大局。统治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实现有效的统治才是根本所在,为了使统治得以延续,便需要暴力资源的集中,物质暴力不仅是统治的标志,也是统治的手段。此种观点近乎将国家、暴力、权力、能力混为一体,是对暴力的泛化与滥用,而现实与历史中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范例,即完全依靠暴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另一种观点则大大淡化了国家的暴力色彩,认为国家权力是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正式权力。现代国家制度的出现意味着权力关系上传统社会中的私人权力慢慢缩小,政府权力有效行使的范围扩大,社会权力体系规范化与制度化。国家的统治并非莺歌燕舞、歌舞升平,而是依靠暴力作为基础的。只是政治权力一旦稳定下来并转化为权威,权力的行使就采取了发布命令的形式。国家力量是指一个国家对其所辖居民活动的支配程度。暴力并不是一种稳定可靠的控制手段,强国家可以将暴力转化为一套可以赋予国家管理与控制所辖居民活动的稳定的权威关系。强国家的标志不是它的军队规模或者权力集中于寡头之手,而是国家可以将至关重要的管理与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利据为己有。暴力是实现统治的基础,是国家能力的支撑。

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制的发展是理性化的重要支柱,官僚制遵循着新的运作方式,它包括:存在着固定的规则(法律或行政规则);存在着职务等级的区分;现代职务的执行时建立在文件(案卷)的基础上;以深入的专业培训为前提;工作要求相关人员投入他的整个劳动力,不能再从事其他工作;具体工作中按照一般的、固定的、详尽说明的、可以学会的规则进行。简单地说,官僚制具有等级性、连续性、专业性和非人格性的特征。韦伯认为官僚制是现代性难以抗拒的潮流,因为它的发展存在多种基础:货币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任务数量上的发展;行政管理任务强度的扩大和发展;交通手段的革新。

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系统化的劳动分工,据此,复杂的行政管理问题被细化为可处理的、可重复性的任务,每一项任务归属于某一特定的公职,然后由一个权力集中地、等级制的控制中心加以协调。官僚制是人类组织形态复杂化的结果,人类社会在规模变大、并在文明上得到完善时,政治组织就会越来越复杂。官僚制可以被看作一种管理模式的创新,相比于其他组织形态,官僚制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它既可以为民主制度的发展贡献力量,也可以为独裁者所用,助纣为虐。世界环境愈复杂,政府组织愈庞大,则官僚体系对于国家战略的影响也愈强大。

过分膨胀的官僚制会成为权力的黑洞,不仅吞噬着财富,而且最终会危害所有人。韦伯也深深地为官僚制的过分膨胀而担忧,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官僚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韦伯对这种难以扭转的潮流也无能为力,他希望提高官僚的情操,并且用选举制度和魅力型政治人物来对抗官僚习气。韦伯所希望看到的是融和激情、责任与远见的政治家,是有成熟政治教育的领导阶层,是强大有力的议会政治能够避免官僚体制与专制统治带来的灾难。

官僚制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企业管理之中,是顺应效率优先的要求而出现。然而官僚制与民主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官僚制自近代以来遭受指责与谩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官僚制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而已。然而,没有官僚制,难以想象,通过何种手段才能实现对大型社会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