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视点|科技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多面赋能

 公司新闻     |      2020-06-14 15:56

2020年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实施的截止年份,亦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21-2035年)和“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则正在由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同步开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出战略指引。

此外,当前的国际科技竞争(特别是中美科技竞争)态势以及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等因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也是我国下一步科技创新工作开展需要着重考虑的现实因素。

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记者通过多方采访了解到,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力促科技创新成果赋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将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科技领域的一个重点,亦将是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重要题目之一。

对于如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决定》指出,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

“《决定》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采访时表示,在此战略指引下,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加快推进。

5月11日,科技部在其官网公布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下称《重点举措》)。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制定出台这一文件,是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重点举措》从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深化项目管理改革、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完善支持机制五个方面,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重点举措》是今年公布的第二份聚焦基础研究的文件。此前的3月3日,科技部官网发布消息称,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制定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方案》指出,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从0到1”原创性突破,既需要长期厚重的知识积累与沉淀,也需要科学家瞬间的灵感爆发;既需要对基础研究进行长期稳定的支持,也需要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一步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方案》还明确提出: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建设。这一表述强调了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作用。

田杰棠说,与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目的相同,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整合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国家实验室体系不断健全,对于加强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研力量亦具有重要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近期完成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认为,基础研究是重大技术创新的源头,其投入产出水平是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创新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突破转变阶段,如何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基础研究质量和效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课题组就此建议,一是多头并举,促进基础研究来源多元化;二是优化支出结构,科学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效率;三是改进评价体系,提高基础研究质量。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同样体现在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编制工作中。根据公开消息,新一轮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一是面向2035年加强企业“从0到1”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措施研究。包括这项任务在内,相关单位共完成了面向2035年的15个研究方向的20项研究任务,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愿景及科技需求、全球科技创新趋势与竞争格局变化、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青年科技人才激励机制、区域科技发展与协同创新趋势及措施、激励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

科学研究出了成果,如何转化至关重要。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共同完成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于5月上旬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达177.3亿元,同比增长52.2%,合同项数为11302项。与此同时,转化奖励显著增加。2018年,现金和股权奖励科研人员6.8万人次。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67.6亿元,同比增长44.9%。

这份报告也提到,科技成果转化中诸如中试熟化平台缺乏,供需双方对接渠道需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不充分;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和政策咨询服务缺位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田杰棠表示,在基础研究强化之后,科技转化体系如何进一步加强的问题需要跟进;此外,对如何运用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的科技创新积极性,举全社会之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科技领域如何更好地开放创新,更好地保障资金、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特别是互联网领域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问题要予以关注。

近期,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领域的“热词”。从2018年开始,我国政府和业界分别从基础设施和行业应用两个方面,谋篇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和工业互联网,为数字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能。在疫情应对中,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迎来了一定的发展契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数字解决方案、工具和服务的使用,也加速了全球经济向数字化过渡。

田杰棠认为,疫情防控使数字经济的线上优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数字经济如何把握当前的重大利好因素实现突破性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握好经济上的“监督”与社会性的“包容”之间的尺度值得关注;在当前数字化趋势影响下,如何建立一套能够适应数字化趋势和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新的数字贸易规则,疫情催生了哪些新的消费方式、就业模式,以及科研人员考核应当以应用为导向还是论文为导向,国际抗“疫”科研合作机制如何建立等,也是当前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议题。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对于如何有效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切实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位代表委员非常关切,许多具体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集团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采访时,以“新基建”为例,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张云勇表示,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之一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为核心形成的基础设施,即数字基建。数字基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信息网络融合创新演进形成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5G、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等;二是信息技术赋能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形成的新型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新型经济性基础设施,以及智能校园、智慧医院等新型社会性基础设施。

“越来越多的新兴信息技术正在演进形成新的基础设施形态,且技术迭代升级迅速”,张云勇说,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显著拉动投资。据初步估算,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投资2020年可将达7500亿元,其中5G等网络设施投资将达3800亿元。

在他看来,相比其自身发展,5G更大的价值在于赋能产业。他说,未来5G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5G赋能的GDP甚至可能占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有预估数据显示,2020年—2025年,5G可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2万亿元,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4700亿元。同时,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信息服务消费以及4.5万亿元终端消费。到2025年,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此外,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体系深度融合形成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将有力带动经济增长。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约为3.1万亿元,占GDP比重2.9%,对GDP增长贡献超过11%。

作为“数字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数据中心产业快速发展,2019年数据中心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近三年市场规模增速将在30%左右。

张云勇表示,除了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之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区块链服务基础设施和城市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这三大基于新技术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样值得关注。

除了赋能经济发展,新技术在社会治理层面亦有用武之地。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在基层社区治理层面,新技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傅川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采访时提到,可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基层社区治理,全面提高治理成效。

傅川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居民诉求多样、社区自治组织定位模糊、社区服务内容单一且无反馈信息等问题;与此同时,缺少与多元化主体特征相匹配的信息化手段支撑。之所以考虑将区块链技术引入社区治理,是因为该技术具有将无法通过中心化手段组织起来的各种主体组织在一起的能力。区块链这一特性正好与社区主体多元化相匹配,能够为以党建为引领的多维度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专业化、一体化的信息支撑平台。此外,区块链具有抗篡改的能力,可用于监督溯源,能够保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性,从而为决策、总结、分析以及在多元主体间分享等提供可信的基础;以区块链为保障,将能够建立主体责权清晰、公开、透明、可监督的社区治理大环境。在更广的范围内,还可以区块链为接口,架设沟通内外部资源的桥梁,提升和扩充智慧城市基础社区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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